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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荫宇:从历史来讲,“运筹学”的概念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。在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中,每一场战役行动的实施都需要调配巨量人力与资源,也需要做出谨慎的军事决策。宏观上有战略(strategy)层面,微观上就有操作(operation)层面,这就是运筹学关注的重点,也是运筹学诞生的原因。
另外,近些年受经济下行、大规模减税降费、楼市土地市场低迷等影响,地方财政收入受到一定冲击,而刚性支出有增无减。在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大的背景下,地方政府也有更大的动力加强征管,查漏补缺,依法依规征收该征收的税费。当然,税务部门也要同时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,坚守不收“过头税费”红线。
拉萨市民政局精心组织,邀请拉萨市社会福利院、拉萨市儿童福利院、拉萨市SOS儿童村以及拉萨市精神卫生福利院等机构的老人和孩子们齐聚一堂,共同欢庆藏历新年。同时,携手拉萨市民政系统多家单位,精心筹备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新年文艺汇演活动。
我记得去年两会上,也在这个会场,金力代表就提出复旦大学要培养“干细胞式”的人才,像干细胞那样具有多方面潜力和高素质潜能。在我所在的华东师大,一批传统基础学科专业比如文史哲、数理化生地以及新兴学科专业比如智能教育、空间人工智能、数据科学与技术等也是致力于培养相关领域明德乐群、基础扎实、创新力强的通用性人才和卓越教师。
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及“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”。成渝携手五年之际,两地如何“双核聚能”,成为全国两会期间,代表委员关切的焦点。
此外,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,还存在耗能与耗时的问题,尤其是耗能,会带来大量的环境问题。解决人工智能的耗能、耗时,需要运筹学的方法来帮助人工智能的发展事半功倍、通过优化训练流程节省时间、节约资源。而发展人工智能是中国与西方的共同心愿,环境问题又是中国与西方乃至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,故我认为在这一点上,中国与西方可以进行很多合作。(完)
随着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,从前“定性”的方法已不足以解决当下的问题,只有为问题“定量”才能找出解决之道。在个人不足以在如此飞速变化的环境中快速、准确地做出决策时,运筹学提供的量化方法能够帮助人类做出更好决策。比如在发达的金融领域出现了定量金融、量化交易,这说明整个世界都在向更微观、更细节、更量化的方向发展,西方常说“Devil is in the details”,翻译成中文就叫“细节决定成败”。中国在上个世纪引进这门科学的时候将“Operations Research”翻译为“运筹学”,我觉得这个翻译很好,但还没有完整体现其背后“量化”的含义。